崔凯，崔凯出征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讲师解析
本文系国家社科资金后期捐助项目“数字时代的饭圈免费领说说赞100个群体传播与关系再造研究”（项目编号：20FXWB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2019年8月因发生于台湾的女孩一系列风波爆发的“饭圈男孩征战”的“出征”二字似乎有明晰的抗争意味，但因其主要的共意动员和行动场所均在国外的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本质上是型民一场共意型民族主义网路行动。除直接打出“饭圈”的族主之处名号外，“饭圈男孩”出征也与2016年的义网“帝吧出征”有较多不同之处。首先，络行“帝吧出征”直指时任大陆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动的独特而本次“饭圈男孩征战”缺乏明晰的崔凯出征征战对象。其次，讲师解析“帝吧出征”的饭圈征战场所是境外的社交媒体网站，而“饭圈男孩征战”的女孩主要发生场所是境内社交媒体，这不需要参与者具备“翻墙”等网路技能，共意撬动了更多粉丝群体及先前对政治关注度较低的人群参与其中。最后，“帝吧出征”继承了帝吧的“爆吧”传统，有专门的组织部门进行网民组织及动员（王喆，2016；刘海龙，2017），粉丝群体、游戏玩家群体等只是帝吧出征中的局部河流，而“饭圈男孩征战”虽冠以“饭圈”名号，但因饭圈的割裂造成其缺少统一的组织，其组织形态、扩散缘由尚无研究给出回答。
本文基于新浪微博“#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话题页的相关网路爬虫数据，对饭圈男孩出战风波的扩散历程进行研究。传播的扩散研究主要关注信息的传播与传递，及由此带来的采纳行为（拉扎斯菲尔德等，1968/2012：9）。本文所指的“扩散”是指相关信息得以传播到用户端以后，用户在社交媒体上采取的转发、评论等行为。基于此，本文对该风波的扩散历程进行剖析：首先，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网路行动，该风波是怎样在新浪微博社区中得以大规模扩散的？其次，该风波是怎样通过网络社区中的拟态化人际传播及以弱关系为主体的社会网路得以扩散的？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网络粉丝社群的分裂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联合
粉丝与偶像之间产生了类似宗教般的关系（王艺璇，2017a），不同的粉丝社群之间彼此隔绝，甚至饱含不可调和的“仇恨”。那么分裂的饭圈是否可以实现融合甚至协作呢？近年来涌出的“粉丝民族主义”网络行动提供了饭圈集结的范本。刘海龙（2017）指出，由于粉丝群体常常在跨国活动中遇见不公平待遇，更容易迸发她们的爱国热情；而在不同粉丝群体的对战中，“爱国”也成为粉丝群体常常利用的装备，这造成“‘小粉色’们在日常的商业消费过程上将国家、民族与自我身分认同融为一体”。免费领说说赞100个由于追星中涉及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偶像及粉丝群体之间的对战，使得粉丝群体借用“国家面前无偶像”“祖国才是大本命”的叙述，从而“将祖国奉为一切具体爱豆之上的‘至高爱豆’”（刘海龙，2017），本来具有不同粉籍的粉丝群体得以实现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集结。
社交媒体的传播环境产生了用户的圈层化传播模式（汤景泰，陈秋怡，2020），粉丝社群在社交媒体中的圈层化状况甚多。在新浪微博中，粉丝群体通常都集聚于“明星超话”或名星微博粉丝群中，愿意另起一个超话或与名星无关的话题，本身就意味着从娱乐领域向政治领域的“破圈”。本文关注“饭圈男孩征战”事件在网路扩散过程中破圈的诱因，在此次被冠以“饭圈”名号的网路行动中，是由粉丝群体发起相关话题而导致“破圈”吗？有研究强调，2019年的香港事件中，帝吧仍是首先采取行动的群体（李龙，刘汉能，2020）。该推论通过观察而得，未经过数据验证。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RQ1：“饭圈男孩征战”确实是由饭圈发起的一次网路行动吗？粉丝群体在整个风波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二）人际传播、关系网路与扩散网路
已有研究主要从粉丝群体的组织能力、媒介素质等角度来解释“饭圈男孩征战”事件，社交媒体环境的重要性也被提出（李龙，刘汉能，2020）。但分属于不同饭圈的粉丝社群，在缺少集中的核心组织和动员部门的情况下，却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广泛的多个饭圈的动员及集结，其爆发及扩散的缘由及机制须要明晰。Granovetter（1978）强调了社会情境的重要性，指出通过人际传播及示范效应，个人的理智选择的凝聚会导致集体行为的发生。由此本文基于对“饭圈男孩征战”事件具体情景的关注，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RQ2：在“饭圈男孩征战”事件中，起到“示范效应”作用的诱因有什么？是什么诱因共同作用，推动整个风波在新浪微博社区的大规模扩散？
社会网路与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将个人行动联接成为社会趋势的剖析视角（格兰诺维特，2015：2）。林南强调，个体所处于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网路中的位置，是个体发生社会行动的基础（林南，2001/2005：40-53）。现实人际关系可以分辨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但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弱关系更具优势（Granovetter，1973）。处于联接不同部族关键位置的人，被叫做“结构洞”（Burt，1995），连接不同部族之间的“桥”的人常常是意见领袖（Burt，1999）。对人际传播扩散网路的研究通常有两种路径，或将扩散网路视为一个整体，关注传播的模式及网路结构；或对人际扩散的关键点（strategic point）进行剖析，探讨意见领袖的角色及作用（卡茨，拉扎斯菲尔德，1955/2016：78）。本文将对“@人民日报”微博的整体扩散网路及关键传播节点进行剖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3：“饭圈男孩征战”事件的新浪微博转发网路表现为什么样的扩散模式？有什么意见领袖起到了关键扩散节点的作用？以不同意见领袖为核心产生的扩散网路有什么不同？
三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式
为了回溯网络事件的真实相貌与演化过程，本文采用网路爬虫程序，对新浪微博上相关的微博及用户数据进行数据搜集。
（一）原创微博数据的获取
“饭圈男孩征战”事件中，用户在相关议程进行意见发表及网路参与时，会以“#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饭圈姑娘为阿中爷爷打CALL#”等进行标明，这彰显了相关网路参与者熟悉微博的传播规律、拥有主动传播意识和饭圈作战经验，这些话题的提供为微博用户参与提供了快速辨识和抵达的路径。从技术上而言，话题的设置为辨识相关的微博提供了根据。
本文选定了发酵最早、热度最大的“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话题，对该话题页面原创微博的全量数据进行爬取，最终爬取了51554条原创微博及对应用户信息数据。
（二）转发微博数据的获取
本文选定了“#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话题中转发量最大的一条微博进行扩散路径剖析，截至数据爬取时，该微博的转发量达307258次。该微博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于2019年08月15日22点31分发布的一条文字内容为“#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的微博，该微博文字内容仅包含该话题以及一个红心表情微博粉丝链接，同时包含9张网友用饭圈语言描述中国的内容截图。
本文通过对该条微博的“转发”页面进行爬取，爬取数组的包括用户ID、用户爱称、转发内容等，通过转发内容是否存在其他用户爱称可以判断是否转发自其他用户，由此可以产生一整条转发的关系数据，最终获取数据量为228665的数据集。
（三）数据估算方式
本文对两套数据集进行了数据清洗。与其他网路痕迹数据中存在较大的冗余数据不同（崔凯，刘德寰，燕熙迪，2017），由于本文获取的数据具有明晰的指向性，获取样本数据中几乎不存在无效样本，主要的困难彰显在因为技术手段限制、微博内容删掉、用户改名与注销等所造成的微博文本内容、用户页面的相关信息缺位。本文使用R语言及相关函数包进行数据观测、清洗、计算等，R的版本为3.6.1；进行社会网路剖析时，本文采用网路可视化剖析软件Gephi，版本为0.9.2。
四
研究结果与发觉
（一）“讨论酶”：谁引起了“饭圈男孩征战”？
Kim和 Bearman（1997）按照时间先后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分为初期关键行动者（Critical Mass）、追随者（Followers）与后续参与者（Late Comers），这里的初期关键行动者主要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或组织者，他们的作用在于有计划有组织的发起行动，类似于罗杰斯所说的“创新者”。虽然本文讨论的主题与传统社会运动有所差别，但仍然可以延续这样的剖析思路来回答，在网络社区的传播环境中，缺乏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积极分子的情况下，是谁引起了“饭圈男孩征战”？
在“@人民日报”发布内容为“#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的微博之前，共有28条标明有“#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的微博发出。第一条微博由“@叫金鱼的喵仙女”于2019年8月13日凌晨1点08分发出。该微博并未导致较大反响，直到微博名为“@蜜橘星冰乐”的用户发表于8月14日19点32分的一条微博才导致较大的关注。该微博内容如下：
#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 #球圈top阿中哥# 阿中姐姐只有我们了我们妹妹出身贵族地位显赫，中途家道中落被人欺负，3个儿女被掠走。自己一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里里外外饱受白眼，谁家不来踩一脚。日子过得稍为好一些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接孩子们回去。万万没想……
该微博转发量达8629次，获得4249条评论及124846个赞。除了微博内容符合饭圈的语言风格等诱因外，该用户是加V认证用户，粉丝量为24291，因其抢占相对中心的位置，得以将该信息扩散至较多的网民，符合意见领袖的特性。
由饭圈成员构成的初期关键行动者构成了本次风波的讨论酶（discussion catalysts）（Himelboim，Gleave & Smith，2009），他们基于当时的新闻加以评论、创造微博话题标签，其作用类似于整个风波的催化剂。纵观这种先于“@人民日报”的微博，它们缺少统一的标语与格式，内容与方式散乱，无法彰显饭圈作战时统一行动、严密组织的特性。因此本文觉得，“饭圈男孩征战”是粉丝群体自发生成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网路行动。这部份是对RQ1的回答。
（二）“破圈”的初期推进力量：官方媒体的网路帐号与娱乐营销号
新浪微博为机构微博设置了“蓝V”的认证标示，将相关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转移到网络社区中（崔凯，刘德寰，燕熙迪，2020）。那么，在“饭圈男孩征战”事件中，传统媒体网路帐号等机构微博是否与“@人民日报”一起共同推进了整个风波的爆发？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本文将“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子叫阿中”转发量小于300的微博节点信息提出汇总。
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日报”在这次风波中转发量最大，在其他话题，例如“#饭圈姑娘为阿中爷爷打CALL#”中，“@央视新闻”的一条微博获得了145405次转发。“@人民日报”与“@央视新闻”的扩散能力远远低于其他媒体的网路帐号。
除了“@蜜橘星冰乐”早于“@人民日报”之外，在该风波处于井喷期的2019年8月15日和16日七天，有23条获得较大转发量的微博均在“@人民日报”相关微博以后发布。这些微博可被视为“饭圈男孩征战”继发起者以后初期扩散的主力关键节点。在这8条黄V用户发布的微博中，有6条微博的博主粉丝量都在20万以上，百万级帐号有5个，这些帐号（如“@热门幽默段子手”“南宁小吃部落”等）可被视为娱乐营销号（张凯旋，侯欣洁，2020）。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转发量较大的微博中几乎不存在饭圈成员发布的微博。由上述剖析可知，在饭圈成员发起、“@人民日报”官方帐号的示范作用然后，大量机构类蓝V微博与娱乐营销号跟进及协同加码，共同推动了“饭圈男孩征战”的初期大规模扩散。这部份是对RQ2的回答。
（三）以“@人民日报”为核心的紧密型扩散网路
在社会网路剖析中，社会网路分为自我中心社会网与整体社会网，前者侧重考察社会关系的联结（social tie），后者着重考察社会网路的整体形构（罗家德，2010：82）。本文研究的转发数据是以“@人民日报”相关微博为中心的自我中心网。本文使用Gephi软件对相关微博的转发路径图谱进行观测，得到主体关系矩阵中心性指数如表2所示；在将网路图进行可视化时，本文删除了最末端的节点，得到扩散网路路径图如图3所示。
由表2和图3可知，整个扩散网路呈现出以“@人民日报”为绝对核心的紧密型网路。“@人民日报”处于新浪微博社交网络中结构洞（Burt，1995）的位置，其绝对中心的位置联结了原本隔绝的不同部族，促成了相关微博的快速、大规模扩散。整个扩散网路的宽度较短，整个网路中最长的传播路径宽度为18。
人民日报在我国官方媒体中权威位置彰显出无人能及的“示范效应”，因而可以快速动员大量网民参与。“@人民日报”系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其微博的意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官方的意见，结合其结构洞的网路位置，得以迅速动员尤其是“小粉色”和粉丝群体进行转发，体现出共意型网路行动中传统媒体令人惊艳的动员力量（杨国斌，2016）。
（四）扩散历程与扩散网路：共意型与异见型
后续剖析强调，整个扩散网路存在两种不同的二级扩散网路，两者的网路结构及传递的意见都存在较大不同，可以分为与“@人民日报”保持一致意见的“共意型”扩散网路以及与主体网路意见不同的“异见型”扩散网路。下文将对这两类二级网路的辨识过程和性质进行剖析。
1.分裂的网路：“分开舞台的对内演出”
在“@人民日报”微博的转发微博中，转发量小于100的仅有13条，转发量小于10的有108条。为了考察那些二级网路的结构，本文将该转发网路中转发量排名前25的微博列举，并对那些节点所属的二级网路进行剖析。转发量排名前25名的节点微博，共来自20个二级网路。通过对这种二级网路观测发觉，二级网路仅有3个是异见网路，其余均是共意网路。
本文将这种二级网路间的节点重合情况进行了可视化（不存在重合关系的二级网路不显示），如图4所示，行列相交处显示同时转发了两个二级网路源节点微博的节点数目。这些二级网路构成了2个泾渭分明的转发组，这两个转发组之间并无重合。通过观测可知，左上转发组中的二级网路均为共意网路，而右下转发组中的二级网路为异见网路。共意网路转发组内部的二级网路交互密切，异见网路仅有两个二级网路之间存在重合关系。这两组网路代表的两个阵营未能进行“真正对话”，属于各自分开“舞台”的对内演出（杨国斌，2016）。
2.紧密型共意网路与长链条型异见网路
由图4可知，共意网路的重合关系愈加集中，彼此转发互相交错，所表现下来的网路结构则彼此关联，更加紧密；异见网路结构之间节点的网路关系结构则较为简单，彼此交互关系较少。通过观测网路关系，本文将两种扩散网路图谱进行了模拟，见图5。
不论是共意网路还是异见网路，中等量级粉丝量的网路意见领袖在“饭圈男孩征战”“破圈”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图5（左）所示，在共意网路中，机构号、娱乐营销号等具有较大粉丝量的节点转发“@人民日报”的相关微博，并经由这种意见领袖扩散至末端用户节点，传播链条短，在总体传播模式上呈现出兼备由“@人民日报”直接传递至末端节点的“零级传播”与大众传播类似的二级传播模式。
与之对应，如图5（右）所示，异见网路在链条中常常存在多个意见领袖对信息进行接力传播，呈现长链条的扩散模式。
（1）共意型扩散网路：紧密型网路的短链条扩散
共意网路主要呈现出与主体网路较为相像的密集型网路结构，网络深度较小，亦少量存在五级、四级意见领袖的持续传播。
在微博被转发的扩散过程中，小型意见领袖起着关键节点的作用。具体而言，在整个扩散中起到较大作用的节点包含：如“@李现控评组”、“蜜橘星冰乐”等饭圈大粉；“@帝吧官微”这样的具有洗版、刷版传统，经常组织民族主义网路行动的博主；如“@太皇太后您有喜啦”等的微博娱乐营销号；如“@文明成都”等的机构号。此外，还有一类本来粉丝量较小的用户，由于其微博内容得到其他人的共鸣，从而被大量转发。
（2）隐秘的异见扩散网路：接力传播与长链条扩散
本文以二级网路源头节点为“@何小沁”的网路来对异见网路的来源及扩散进行介绍。“@何小沁”的粉丝量为558357，其转发微博被认证信息为“电影研究者、影评人、微博签约自媒体”、粉丝量达1998188的微博大V“@magasa”转发，其后“@magasa”的转发微博又被“@张问醒”、“天真爱丽丝”和“@一个猛猛张飞”等转发，每层的转发都产生了新一轮的扩散（见图7）。其余两个以“@枫家小蝎蝎”和“@熊小默”为源节点的异见网路，表现出与“@何小沁”二级源节点网路相像的特性。
拥有两百万粉丝的“@magasa”在转发“@何小沁”的微博时没有直接抒发明晰“异见”，但相关信息被再度转发时，这些用户抒发了较为明晰的“异见”。在图7所示的网路中，“异见”的抒发较为含蓄，更多借反讽、隐喻等方法来进行异见抒发，例如：
Merlot_lxl:魔幻//@中道_：大型当代艺术展//@t-_-f:还真不怕脱粉回踩，是万一万一回踩阿中就可以踩死你吗？//@magasa：这盛世……//@何小沁：想不到有三天人民日报成粉头了……
也有转发网路有较为明晰的“异见”表达，例如“@超烦豆先森”转发“@枫家小蝎蝎”的微博，增加了相关的“异见”评论。
异见型扩散网路的扩散若要达成，需要经过拥有较大粉丝量的大V进行转发，才有可能产生扩散。由于爱国主义议程较为敏感，相关大V在转发时进行的评论较为模糊。小型意见领袖（本文中观察到的案例大都是粉丝量为几万的微博用户）在转发大V的微博时，进行了较为明晰的“异见”表达。在向异见网路末端节点扩散的过程中，这些大型意见领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异见型扩散网路中的用户发布微博时，并没有主动标明可以辨识的话题，表现出“异见”的隐秘性，这与盼望被其他人听到的饭圈用户的主动标明行为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涉及到的几条明晰的“异见”微博，截止本文撰写时，相关微博早已未能查看，再次说明了“异见”表达在该风波中的敏感程度。以上是对RQ3的回答。
五
结论与讨论
（一）“饭圈男孩征战”何以“破圈”以致大规模扩散？
本文梳理了“饭圈男孩征战”整个风波可能的影响诱因，进而对本文的核心议程进行讨论：本处于娱乐范畴的“饭圈男孩”在破圈步入政治领域的网路行动时，“饭圈男孩征战”何以大规模扩散，且持续较长的时间？又有什么诱因共同发生作用？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该风波的核心议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饭圈男孩征战”是名副其实由粉丝群体成员引起的一场网路行动，但早期参与者较少。本文的剖析表明微博粉丝链接，粉丝群体无法完成全网范围内跨越粉丝归属的动员，更无法撬动其他人群的参与。“饭圈男孩征战”不是事前严密组织的网路行动，而是因为特定风波逐渐升温、发酵和粉丝社群逐渐动员粉丝及其他人群共同参与的网络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剖析的两套数据中，在粉丝社群中具有超级动员能力的名星却是缺席的。
其次，主流媒体的官方网路帐号是引起大规模网路扩散的关键，在共意型网路行动中彰显了强悍和高效的动员能力。网络社区和社交媒体等原本是区别于主流媒体的信息来源，被叫做代替性媒介（alternative media），可为用户提供区别于主流媒体的不同新闻信息及观点（Lee，2017）。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传统媒体进驻新浪微博，在网络社区中仍承当相当重要的信息与观点提供者及议题设置者的角色。正是饭圈的相关微博被“@人民日报”采纳并转发，由于其粉丝量较高的中心位置，加之主流媒体代表官方的心态等，这样的“示范效应”（Bandura，1978）降低了饭圈成员及普通网民的参与门槛（Granovetter，1978）；加上其他机构类帐号及娱乐营销号的协力推进，最终造成大量粉丝和其他人群被动员，使得“饭圈男孩”得以“破圈”并引起了“饭圈男孩征战”事件。通过这一部分的讨论，本文觉得似乎本次风波以“饭圈男孩”冠名，但很显然饭圈的动员力量被低估了，真正起到关键动员作用是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的网路帐号。
第三，社交媒体等商业机构与娱乐营销号的作用。“饭圈男孩征战”主要发生在国外的新浪微博，不似2016年的“帝吧出征”的对象是境外社交媒体，对大多网民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由于新浪微博的热搜等机制促使相关微博不断出现在普通网民眼前，相关信息的重复曝露（Kwon et al.，2014）与社交媒体引起的普通网民之间的虚拟接近性（陶振超，2017）使得粉丝群体及其他部族不断加入其中。娱乐营销号与媒体类机构微博协同加码，共同推动了该风波在新浪微博社区的大规模扩散。爱国主义情感虽未能被互联网公司等商业机构所打造，但通过热搜及算法推荐等重复曝露相关信息，却成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不断推进风波的发酵（李龙，刘汉能，2020）；互联网公司则通过对爱国主义行动的推进，获取了赖以生存的流量。
第四，网络情景的建构。首先，由于“饭圈”成员大都是中学生及在校学生，正值假期阶段她们有充足时间及精力来参与。其次，“饭圈男孩征战”事件起因与香港事件有关，类似风波容易引起饭圈及中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香港事件持续较长时间，新动态经由社交媒体或传统媒体传播后，相关话题会重新升温。最后，“饭圈男孩征战”事件正值我国建国70周年春节前夕，当时举国范围内爱国主义热情剧增。这些缘由加上新浪微博热搜不断推送及传统媒体网路帐号的共同推进，共同构建了风波发生的网路情景。2019年8月该风波刚爆发时有明晰的“出征”指向，而从8月中旬到国庆节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新浪微博舆论场中的“饭圈男孩征战”逐渐从“出征”演变为把“阿中爷爷”制造为“全民爱豆”的爱国主义网络事件。
（二）共意型与异见型扩散网路：“复读机”式紧密型网路与长链条扩散
本文基于对“@人民日报”微博的社会网路剖析，对相关的扩散网路的特征进行了总结，研究发觉，在新浪微博“饭圈男孩征战”的网路扩散中，存在共意型与异见型两个截然不同的扩散网路。其中占到扩散网路绝对主体的是与“@人民日报”保持一致的共意网路，同时也存在占比较少的异见网路。两种网路存在较大差别，对比情况见表5。
共意扩散网路表现为紧密型网路，传统媒体的网路帐号是共意型网路行动的关键扩散节点，所产生扩散网路深度较小。由于传统媒体的网路帐号拥有巨大的粉丝量及强悍的传播能力，同时缺少单向互动等特点，本文觉得这是一种“网络大众传播”模式，是传统媒体转移到网路图式中强悍影响力的证明。其他粉丝量较大的大V则表现出“个人大众传播”的特征。表现为紧密型“大众传播”式的扩散网路整体传播路径较短，其网路发言也较为单调、重复，更多表现为仿效媒体信息的“复读机”式爱国主义抒发。
与此相反，“异见”扩散网路则具有较长的传播路径，网络深度较大。“异见”网络参与者较少，在发表相关“异见”时也采取相对保守、隐秘的策略，但相对于共意型网路而言更能产生对话，因而传播链条较长。共意网路和异见网路彼此不重合，没有产生对话的可能性，因而是各自分开舞台的对内演出（杨国斌，2016）。而在风波结束后，这些“异见”发表都已不可查看，互联网记忆仅诠释出共意型爱国主义的一面。
从新浪微博“饭圈男孩征战”的扩散网路呈现割裂的两个阵营同时缺少对话的可能性来看，虽然以粉丝社群为代表的“小粉色”群体将追星中的动员机制和参与方法等照迁往公共参与中，从整个风波的最终疗效来看确实动员了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群体的部族，但整个风波所透漏出的“复读机”式的表面繁荣却透漏出了令人不安的“政治不成熟”（吴靖，卢南峰，2019）。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登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路
本期执编/小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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